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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兵:提起祖國,海外越南人的感情很復雜

2019-11-13| 發布者: 恒山新媒體| 查看: 144| 評論: 3|來源:互聯網

摘要: 原標題:王明兵:提起祖國,海外越南人的感情很復雜【文/王明兵】1975年的越南戰爭導致的“越南難民”的海外......

原標題:王明兵:提起祖國,海外越南人的感情很復雜

【文/王明兵】

1975年的越南戰爭導致的“越南難民”的海外流出,可謂是20世紀后半期在美蘇冷戰對抗體制下世界上最大的“難民潮”。據2005-2007年的統計,約有超過147萬的越南人生活在美國,占整個海外越南人的半數。其中,絕大多數都屬于1975和1980年以“難民”身份避難到美國而定居下來,其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利亞和德克薩斯州,聚居最集中的是加州橙縣,高達74%。

習慣上,稱為“在美越南人”的這些越南人,人數眾多,情形復雜。盡管在族群上將其歸為亞裔或越南裔,但其在地域出身、宗教信仰、政治立場、到美國或融入美國社會等方面,均有顯著差異。不過,基于來源“越南”這一民族國家屬性及其與“祖國”越南不可割裂的語言文化、生活習俗、飲食偏好、政治立場等,故在對其的認知和研究方面,常常將“在美越南人”視作一個共同體或整體予以定性并對其加以研究。

關于“在美越南人”的研究,在移民、難民與族群領域多有研究成果問世。在其諸多的相關研究中,古物博子所著的《美國的越南人:與祖國的紐帶與越南政府的政策轉變》(古屋博子:《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祖國との絆とベトナム政府の政策転換》,明石書店,2009年,第1-368頁。)視角甚為新穎。該著從“在美越南人”與“祖國-越南”之“關系性”入手,考察“在美越南人”在適應美國社會、逐漸“美國化”的過程中“祖國-越南”這一要素發生了什么樣的作用、帶給他們怎樣的影響?不妨將其結論先行拋出:與“祖國-越南”這一“關系性”促進了“在美越南人”適應美國社會、融入美國社會的“美國化”進程的同時,“在越美國人”“美國化”的過程反過來也促使了“在越美國人”與“祖國-越南”之“關系”的強化。

進一步地把作者隱含的結論更加直白地提煉一下,那就是:出國后才更“愛國”——如果“恨”也是另一形式的“愛”的話。

《美國的越南人:與祖國的紐帶與越南政府的政策轉變》(古屋博子:《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祖國との絆とベトナム政府の政策転換》書影

作者的研究方法,除了利用美國和越南的官方統計數字和外交公報等文獻資料外,對在美越南人聚居最集中的加利福利亞澄縣的社會調查和對在美頗具影響力及普通越南人的訪談增強了本項研究的實證特色。作者社會調查的作業點選擇在加利福利亞澄縣,該區域是全美最大也是越南人最為集中的聚居區,具有“小西貢”之稱。從作者的電話調查和訪談可以發現,該地的98%的越南人仍持有越南語,而且該區商貿公司、超市、餐廳等多由越南人經營,懸掛越南(南越)國旗。因越南人人口眾多、聚居集中、信息流通便利,商業和生活等各方面也符合越南人的生活和文化習俗,所以該地也成為海外越南人反對現越南共產黨政權的一大政治中心(第35頁)。

在美越南人之“小西貢”的出現

大規模的越南人的海外出現,始于法國殖民之后。最早只是零星、分散性地赴法國、歐洲和日本等地務工、留學。頗具規模的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在越征兵和征招勞役,1916年是5萬人,1930-1940年是3萬人。待戰爭結束后,部分殘留士兵和勞役人員就在法國或歐洲等地定居下來。除此之外,在1920年代也出現移民至泰國、老撾、柬埔寨等地的移民潮,1936年柬埔寨在住的越僑就有近20萬、老撾約27000人。

由于越南國內受到法國殖民當局的嚴格管制,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人物和活動據點也基本置于海外,中國的香港、廣州、泰國曼谷等地曾成為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動根據地,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由海外越南人發起繼而通過越僑不斷傳播和串聯至越南國內的。因此,海外越南人的政治性和影響力也一直受到越南政府的高度重視,1959年2月23日北越政府專門成立了中央越僑委員會,集中處理和對待海外越南人事務,當時主要是號召海外“愛國越僑”反法抗美,建立“民族大團結”的抗戰路線,爭取民族民族革命的勝利(第51頁)。此時,海外越南人“越僑”被視為民族民族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高度重視。

1975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即將結束,南越政權的覆滅也指日可待。1975年4月美國開始全面從越南撤出,包括越南大使館和所有與美相關者。美國國防部估算的越南難民人數在5萬以內,但最后達到了129000人。其中,90%為4月30日前后數周間乘坐美國軍艦撤出的。被定性為“越南難民”的這些人絕大多數最后都進入了美國。而且隨美國撤出的“越南難民”基本上都是南越政權的公職人員、軍人、富裕階層,近半數對英語都有一定的掌握,90%都持有天主教(45%)和佛教(45%)信仰(第62頁)。美國為此專門設立了難民營和多個救助中心,安置這些“越南難民”。

1979年前后是“越南難民潮”產生的第二波。主要原因有三:越南“社會主義改造”激發了不少中上層富裕階層的不滿、越南的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戰爭。這批“越南難民潮”的出逃主要以船為交通工具私自秘密出逃,因此也被稱為“越南船民”,出逃主體是曾從中國華南移民越南后定居下來的華人系越南人。1979年從海陸流出的數字就達20522人(第69頁)。這一過程從1978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90年左右。1979年80%的是華人,到了1980年以后90%的是越南人。1985年以前主要是從越南南部,到了1985年之后主要是從越南北部。出逃的理由各種各樣,早期主要是“政治迫害”,后期主要以經濟原因為主(第79頁)。對這批“越南船民”的“越南難民潮”的接收和安裝,仍以美國為主,其中占60%的705987人到了美國,剩下的被安置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德國、英國、香港、新西蘭等各個國家(第81頁)。

美國加州橙縣的福祿壽是小西貢的第一個越僑商場

因這次被稱為“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戰爭導致的“越南難民潮”遭到了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世界所有國家的批評,但在越南政府對此發布的內外文件和報紙宣傳中,將此歸因于“中國和美國的責任”(第82頁)。從作者對此次“越南船民”之難民當事人的親身采訪可知,成功出逃者大概只有50%,半數被越南海上警衛船和巡邏艇抓回。即便幸運地未曾被越南海上警衛船和巡邏艇察覺,但是也經常遭到海盜的搶劫和暴行,甚至有的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遭遇海盜搶劫,在海上漂泊的過程中遭受到的淡水缺乏、饑餓、暴風、海浪等,不忍回想(第87頁)。

從1975年美國接受越南難民開始,就制定了難民救助政策并建立了各種援助中心。美國政府原計劃是將越南難民分散安置在美國全國,西部33%、東部40%、東南部7%、東北部20%。但最終越南人卻集中聚居在了加利福利亞和德克薩斯州,尤以加利福利亞的澄縣最為集中,故此地便被稱為越南“小西貢”。

之所以越南人選擇居住在澄縣,主要該地氣候與越南南部相似,且當地經濟發展有勞動力需求,適合越南人生活和就業,隨著越南人的集中便形成了“小西貢”之稱的越南人社會。其形成主要是由1975年和1979年的兩次規模巨大的越南難民潮相伴而來,前一次以南部越南人為主,后一次以華人系越南人和北部越南人為主。其中,華人系越南人在商業經營方面表現突出,大型的房地產公司、超市、進出口貿易等行業均由華人系越南人掌控。隨著各種商業行為和越南人社會的形成,為了更好地在美國生存、發展、相互幫助和共同進退,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在美越南人工會及工商會議等各種機構建立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撤至美國的那些南越政權體系中的高官、軍政人員和不承認現越南政權的、被視為“反革命”或“反北越分子”等群體組成的各種政治組織,比如越南軍民中央委員會、越南解放統一國家戰線、自由越南人戰線、自由越南人組織、復興戰線、越南復國海外志愿團、越南革命聯合會等政治組織受到美國政府的認可和支持,仍在美國越南人社會發揮著重要影響和作用。

其中,越南解放統一國家戰線,不僅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還是所有海外越南人最高的政治組織和活動機構,其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等地皆建有支部(第105頁);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當屬原南越政權的總統阮文紹和副總統阮高祺,此二人經常出現在各種媒體和重要的活動場合,被視為海外越南人的政治和精神領袖。

自1980年以來,針對現越南政府的規模甚大的批評和抗議集會活動每年都舉行數次,其抗議和集會活動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不僅對美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對越南外交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越南政府的內外政策和社會輿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對越南政府來說,對在美越南人可能帶來的“和平演變”及其可能所致的統治危機,有一種驚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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